【疫戰揭防線缺口.下】公私營雙軌制交白卷 資源失衡失效 公營醫療幾近崩潰|2047香港說明書
撰文:2047香港說明書|圖片:中新社、政府新聞處、unsplash|特別鳴謝:郭家麒醫生、李國麟教授
「無奈地,今次的疫症突顯出公私營系統分割、「雙軌制」失衡失效,基層醫療服務並未有發揮互補不足的功能」——李國麟教授 (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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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未有果斷封關 防疫措施極為混亂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去年12月尾開始在武漢市爆發,在香港1月23日發現首宗確診個案。香港與內地往來頻繁,在疫情開始初期,專家及社會各界均提出不同建議,促請特區政府以有效及果斷的方法全面切斷病毒源頭跨境進入香港,當中更有醫護組織發動罷工,迫使特區政府「封關」。然而,特區政府以政治考量凌駕科學証㯫,不聽專家、醫護人員的勸告,只以「離地」的方式處理疫情,直至2月8日因疫情持續擴大才勉強提出「變相封關」的措施。
及後歐美等地疫情在三月開始大爆發,特區政府亦未有作出適時的把關措施,一方面繼續容許大量非本港居民入境,亦未有發出指示停止港人非必要的外遊,再加上港人「避疫」的回港潮,使早有缺陷的「隔離令」加快「失效」,令社區出現第二波疫症爆發,每日確診個案出現雙位數,更有確診者因醫院病床不足需在家中等候40小時才獲送院。再者,政府其他的相關防疫措施又極為混亂,倉促決定實施「限聚令」、指令娛樂場所停業,其後又突然再頒布「禁酒吧令」及要求卡拉OK、麻雀館及夜總會相繼停業14日等,使公眾及業界無所適從。特區政府此等「慢十拍」、「擠牙膏」及「訊息混亂」的防疫措施,一致被社會批評為做法未能一刀切地防止社區爆發。
防疫失守 公院人手、裝備不足
上述的防疫情況不但增加了公營醫療服務的壓力,更直接削弱了抗疫系統的能力,令香港陷入前門救火、後門失火的境況。防疫失守、社區持續爆發,公營醫療服務已進入極為嚴峻的境況。
今次的疫症亦揭露了醫管局人手及防護裝備的問題。醫管局在抗疫開始不久已被質疑人手安排及防護裝備不足,不但未有為前線醫護人員提供支援配套及應有的補償,甚至限制他們使用個人防護裝備,而N95口罩和眼罩更需要重複使用;然而,特首當初仍不停強調資源不是問題,但實質上未有落實為醫管局提供適切的支援,只視醫療服務作政治工具。
直至香港護士協會多番爭取下,特區政府始向醫管局提供47億,以加強五項支援措施,當中包括提供津貼予參與抗疫工作前線人員、增購個人防護裝備、提升檢測及化驗室儀器,以及支援醫院清潔、運輸及物流等。無奈醫管局行政混亂,感染控制標準和措施指引朝令夕改,上情又未能下達,令前線醫護人員感到無所適從、欠缺保障,在提供保護裝備及支援配套上也只是「追落後」,仍然未能讓前線安心抗疫。
及後,疫情持續擴大,隔離病床亦接近爆滿,需要啟動「改裝」的二線隔離病房,但當中的規格及標準,配套、人手及防護裝備卻未能及時清晰交代,醫護業界擔心有關情況會癱瘓整個醫療系統,同時間,亦令前線醫護人員承受極大風險。有關情況實在令人懷疑當局在疫症初期誇誇而談,聲稱已有千多張隔離病床足以應付疫情的說法,亦開始質疑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是否有評估公營醫療服務的承受能力。
公私營雙軌制交白卷 公營醫療幾近崩潰
再者,特區政府的「圍堵」抗疫政策旨在截斷病毒傳播,但卻只是依賴衞生署及醫管局集中處理防疫、抗疫工作,對於一直倡議的「雙軌制」、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及基層健康服務如何能在抗疫時期發揮作用卻交白卷。
私家醫院、私家醫生、基層康健中心等醫療服務未能發揮防疫、抗疫的角色及功能,需檢疫人士、疑似患者及大量確診者只能集中在醫管局及衞生署處理,令公營醫療系統壓力大增,幾近崩潰。其實私家醫院、私家醫生在政府支援、協助下理應可以攜手檢測及治療疑似患者及確診康復者,以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工作量及壓力。
此外,在疫情爆發時,公立醫院已減少非緊急及非必要服務,政府當局應增加資源,擴闊公私營協作計劃,又或加強基層醫療服務,讓慢性疾病病患者在社區、私營醫療機構接受持續的醫療護理服務,以減低疫情對他們的影響,同時亦可紓緩公營醫療服務的壓力。
基層康健中心理應教育、提供防疫用品予有需要人士
還有,社會在過去多月都因口罩、個人消毒清潔用品而出現搶購潮,不少長者或有需要人士都因此嚴重影響其生活。市民面對大量抗疫資訊亦顯得不知所措,基層康健中心應該在這時發揮其功能,一方面提供可靠資訊教育市民,另一方面亦可為有需要的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提供口罩及個人消毒清潔用品,免卻他們四出奔波。無奈地,今次的疫症突顯出公私營系統分割、「雙軌制」失衡失效,基層醫療服務並未有發揮互補不足的功能,減低了防疫、抗疫的能力,實在令人失望。
總的來說,以上種種浮現出本港醫療制度在預防、篩檢、治療及復康的缺陷。加上特區政府以長官意志及人治方式施政,防疫、抗疫措施欠缺前瞻性,更出現不少漏洞,不但未能領導整個社會共同抗炎,更令本港公私營醫療體制進一步割裂,未能平衡地發揮防疫、抗疫的應有作用。誠然,特區政府似乎未能汲取沙士一疫的教訓,讓社會承受不必要的巨大壓力,亦未能督促醫管局在保護裝備,緊急應變措施上穩定軍心。這是否意味著政府任由香港醫療制度各自為政、分道揚鑣,實在必須檢討及正視!
沙士後的傳染病大樓計劃只聞樓梯響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年來不同的醫療團體、學術論文,甚至由政府撰寫有關醫療融資的研究,均提出香港醫療資源嚴重匱乏及傾斜,基層及社區醫療支援不足,令基層健康服務未能有效幫助防疫抗疫; 「雙軌制」下公私營系統分割及公私醫院的失衡,在過去十年未被解決;私家、專科醫生過多,前線醫護人員不足及流失,一旦爆發突如其來的疫病,即使前線克盡己任,失守的風險卻愈來愈高 – 特別是相對於當年沙士,往來香港的人流以倍數上升,進一步增加疫症流行的風險及不確定性。
也許香港在這次抗疫路上的表現獲得國際社會好評,但正如陳家亮教授、黃仰山教授及郭健安教授近日在國際醫學期刊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CMAJ)發表的文章指出,香港的抗疫成效源於17年前的慘痛經驗,令民間早在疫症爆發初期已做好防疫措施,如佩戴口罩及勤於清潔等。
香港的公民社會做到了以史為鑑,但因著沙士經驗而提出的3座傳染病大樓、300張隔離病床,大多只聞樓梯響。最終是負壓病床佔用率一度逾七成,令部份確診者及尚未康復者獲得最合適的治療;昔日政府只需徵用渡假屋作隔離用途,今天卻要徵用公共房屋甚至私人酒店,足見現時醫療系統的承載力早已走到盡頭。
《日內瓦宣言》強調,病人的健康為醫學界的首要顧念,也因而要注意自己的能力培養。雖說政府官員不一定是醫護專業,但政府既有責任提供醫療照顧予廣大市民,也實際上是社會醫療資源的最大(也是最後)的提供者,因此也算是廣義的醫學界一員。既然如此,那政府會否如《日內瓦宣言》所指,以病人的健康為首要顧念,注意自己的醫護能力培養?
與此同時,在後新冠肺炎時代,香港醫療的未來之路如何走下去?政府、民間及國際組織的角色在今後有何轉變?凡此種種的問題,也許再翻開說明書下一頁,會找到大家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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