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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關稅|特朗普「關稅核彈」衝擊全球:歷史上最早19世紀已經有關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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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關稅|歷史前例:美國高關稅時期的經驗教訓

美國歷史上多次實施高關稅政策,效果與後果各異,對當前特朗普政策有重要啟示:在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推出「對等關稅計劃」,標誌著關稅戰2025的開端。這項政策對進口商品徵收10%基準關稅,並對中國、歐盟、日本等國加徵更高稅率,意在縮減貿易逆差並重振美國製造業。然而,美國歷史上多次實施高關稅政策的經驗顯示,其結果往往利弊參半,對當前關稅戰2025提供深刻啟示。從19世紀的南北矛盾到1930年代的大蕭條,再到1970年代的通脹危機,這些歷史前例揭示了高關稅的潛在風險與機遇。

1. 19世紀初期至南北戰爭前:保護北方工業,激化南北矛盾

背景:19世紀初,美國聯邦政府通過高關稅(如1828年《可憎關稅法》,平均關稅達45%)保護北方新興工業,促進紡織與製造業發展。

影響

北方受益:工業化加速,北方製造業在1860年前增長約3倍。

南方受損:南方農業依賴出口棉花至英國,英國報復性關稅導致棉花出口銳減,經濟損失約20%。

政治後果:高關稅成為南北矛盾核心議題之一,南方認為聯邦政策偏袒北方,加劇分裂,最終成為南北戰爭(1861-1865)的遠因之一。

啟示:關稅政策可能加劇國內經濟與政治分歧,需平衡不同地區利益。

2. 1930年史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加劇大蕭條

背景:1930年,胡佛總統簽署《史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進口商品平均關稅提高至40%,試圖保護美國農工業免受大蕭條(1929年開始)衝擊。

影響

報復性關稅:超過25個國家對美國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如加拿大對美出口徵收50%關稅。

貿易萎縮:1930-1932年,全球貿易量下降約30%,美國出口總額跌超60%(從52億美元降至20億美元)。

經濟惡化:經濟學家廣泛認為該法案加劇大蕭條,美國GDP 1933年較1929年下跌近30%,失業率升至25%。

啟示:高關稅可能引發全球報復,導致貿易與經濟雙輸,特別是在經濟低迷時期。

3. 1970年代尼克遜政府:臨時關稅與通脹危機

背景:1971年,尼克遜政府因經常帳赤字與美元地位不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實施「臨時進口附加稅」(10%關稅)與貿易限制,試圖削減貿易逆差與促進就業。

影響

短期效果:汽車與鋼鐵等產業短期受益,1971-1972年就業增長約2%。

中長期後果:關稅推高進口成本,1973年美國通脹率升至6.2%,1974年達11%,進入「停滯型通脹」(stagflation)時期。貿易夥伴(如日本)報復性措施加劇矛盾。

啟示:關稅可能帶來短期收益,但中長期可能引發通脹與貿易緊張。

4. 列根時代:從關稅轉向談判

背景:1980年代,列根政府初期延續保護主義,但後期轉向「自願出口限制協議」(VERs)與匯率談判(如1985年《廣場協議》),避免單邊加稅。

影響

VERs效果:日本自願限制汽車出口,美國汽車業1985-1988年利潤增長約15%。

匯率調整:《廣場協議》使美元貶值約50%,促進美國出口,但也導致日本經濟泡沫化(1990年代初崩潰)。

啟示:談判與多邊協調比單邊關稅更能實現貿易平衡,且減少報復風險。

特朗普關稅|當前關稅與歷史的差異: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戰

特朗普的「關稅核彈」與歷史高關稅時期有本質不同,影響更為複雜:

供應鏈整合

1930年代,全球供應鏈尚未高度整合,關稅主要影響最終產品。

2025年,產品設計、生產、組裝跨國進行(如iPhone涉及中國、台灣、日本等多地),關稅不僅提高進口成本,還衝擊美國製造商的零組件供應與出口競爭力。

例如,美國汽車業依賴墨西哥零件(2024年進口額約1000億美元),若對墨西哥徵收高關稅,美國汽車價格可能上漲10%-15%。

金融市場流動性

1930年代金本位制下,資本流動有限,企業難以避險。

2025年,金融市場高度流通(全球外匯日交易量約7.5萬億美元),企業可通過轉移生產基地(如越南、印度)或金融工具(如期貨對沖)降低風險,但也可能加劇資本市場震盪(標普500已跌10.5%)。

政策性質

特朗普的關稅被稱為「逆差懲罰稅」,針對貿易逆差與關稅差異(如中國對美農產品徵收25%,美國僅3%),更具指向性,而非單純保護主義。

但其「普遍性加稅」涵蓋原物料與中間產品,可能削弱美國製造業靈活性,與凱因斯學派建議(關稅應針對最終產品)相悖。

特朗普關稅|對各國的影響與因應

特朗普關稅衝擊全球貿易,影響與因應如下:

影響

貿易額衝擊:彭博社估計,關稅影響超1.6萬億美元(約12.4萬億港幣)全球貿易,波及歐盟、日本、韓國、墨西哥、台灣等。

報復性措施:中國對美加徵34%關稅,歐盟考慮調整碳邊境稅,加拿大對美徵收25%關稅,全球貿易戰風險上升。

通脹與停滯風險:關稅推高進口成本,美國通脹可能升至5%,若經濟增長放緩(高盛預測2025年美國GDP增長1.8%),可能進入「停滯型通脹」危機。

因應

中國:可能通過刺激內需(2024年消費佔GDP僅38%)或與特朗普談判應對,但內需政策效果有限。

歐盟:可能與中國、越南形成「非美國貿易集團」,但需防範中國商品傾銷。

香港:維持自由港定位,吸引美國與內地旅客購物,但需應對外貿與物流業衝擊。

區域協定:RCEP與CPTPP可能加速擴張,繞開美國推進自由貿易。

特朗普關稅|核心資料列表

項目 詳情
關稅稅率 中國54%、歐盟20%、日本24%、韓國25%、台灣32%、越南46%、柬埔寨49%
貿易影響 影響超1.6萬億美元(約12.4萬億港幣)全球貿易,WTO估計2025年貿易量減1%
歷史教訓 1930年史穆特-霍利法案致全球貿易跌30%,美國出口跌60%,加劇大蕭條
美國貿易逆差 2024年達1.2萬億美元,中國順差約4000億美元
市場反應 標普500跌10.5%,納斯達克跌11.4%,全球富豪財富損失超5000億美元(約38873億港幣)

特朗普關稅|分析:關稅核彈的長期影響

特朗普關稅不會重現1930年代大蕭條,但可能帶來以下影響:

短期震盪:資本市場動盪(標普500已跌10.5%),通脹加劇,美國消費者與企業承壓。

中長期風險:若關稅戰升級,可能引發「停滯型通脹」,全球供應鏈重組成本上升。

政策調整可能:特朗普可能從「普遍性加稅」轉向「針對性加稅」,聚焦最終產品與戰略產業(如半導體),以減少對美國製造業的傷害。

特朗普關稅|展望:全球貿易新格局

特朗普關稅挑戰多邊貿易體系,但自由貿易不會終結。區域協定(如RCEP、CPTPP)將加速發展,非美國貿易集團可能形成。美國可能通過談判重塑對其有利的貿易結構,但其全球貿易中心地位或下降。香港等經濟體需靈活應對,抓住自由港機遇的同時,防範經濟疲弱與通脹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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