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金融重點︳林子俊專欄

很多項目假如不在一線城市，筆者的經驗是，想直接換匯返還到其他國家，流程異常繁瑣，甚至某些當地的銀行也不清楚操作流程，但筆者在絕大部分城市，資金退回香港的模式已經非常明確。
所以即使中東的資金最終去到上海，不少也會暫時以香港作為停泊。
香港金融市場大頭依然是外國資金為主，自2003年以來，開始引入了內地的資金和項目，這就導致本地的基金經理、會計乃至合規等各類人才。
除了較為熟悉英文和國際規則之外，也對內地項目也有一定的認識程度。

監管法規打造壁壘

更有意思的是，中東的主權基金在選擇私募金寫作管理的時候，往往會有規模和經驗的硬性要求。

香港多年來有不少人都參與過大項目（即使只是挂牌），相對內地由於投資市場興起相對較慢，有機會參與的人更少，在競標的時候處於弱勢。
簡單講，香港投資經驗逾40年的比比皆是，內地2007年才真正意義上出現第一支合夥制度的私募基金。
儘管筆者不時埋怨香港的監管機構流程繁瑣，也增加了投資公司的運營成本，但正正是這套建基於歐洲的監管制度，讓不少投資人覺得放心。
根據筆者個人的感受，包括中東在內的外國投資者，監管模式和制度比香港更加死板，一下子放開得太鬆，反而有各種擔憂。
先香港後內地，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卻也有一定道理的習慣階梯，並成就了香港獨特的優勢。

香港當然也有弱項，例如中東不少的投資機構邏輯是，希望透過投資內地，獲取到一些對中東國家有利的技術和建設，例如新能源、農業、先進製造業等，恰好這種內功，便是香港所缺少的。
因此，香港作為資金中轉站優勢毫無疑問，落實到本港發展，透過中東的資金扶持某些產業還有相當的距離。
這個弊端如何拆解，筆者有希望透過今年的中東之旅探索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