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中央管理哲學 密集式整改原因 教肓、內房已玩完？蔡金強：國策已大變 佢好快會氹返你

撰文：經一編輯部｜圖片：新傳媒資料室

對內地有深刻研究的蔡金強，面對今次的恐慌，他坦言自己較外界為淡定。他解釋類似的打壓已經不是第一次，認為今次的調控與2018年極為相似。

「2018年2月同樣是股市暢旺，但到3月出現貿易戰而致恒指大跌（見圖表一），到2018年第二季開始出現大量政策，當時教育股股價也是單日跌40%至50%；物管股也是一日跌20%至30%，當時內地當局要求企業提交社保；另外，亦宣布一系列打擊遊戲行業政策，騰訊控股（00700）股價也是大跌。7月至8月，內地宣布帶量採集，醫藥股大挫。」

內地今次的手法與2018年極為相似，只是今年的政策較為密集，蔡金強解釋這個跟建黨百年有關，似乎內地想把動作延後到7月1日黨慶之後，因此7月至今每個星期都有新政策推出，天量的政策的目的，是在黨慶後凸顯「權力」，要人知道「權」是凌駕在「貴」之上。

調控是慣性

「很多人會問，為甚麼內地不能做到有法可依，或者透過規則地監管？其實現在出來的震攝效果正是內地想做，向大眾顯示，解釋權在他手上，白紙黑字的條例，並不符合內地的管理哲學，亦不能有這個效果。」蔡金強認為，如果沒有黨慶，可能推出時間會較為分散。

蔡金強認為事態其實沒有想像中嚴峻，指投資者可能還未適應，「其實調控是慣性，每三、四年就有一劑，每次大幅度調控後就迎來一兩年的安靜期，目的是讓企業適應新的環境。」

因此，如果參考2018年的經驗，蔡金強指不排除一段時間後，內地就會「出言相氹」，發表一些溫和字眼安撫外界。

蔡金強的專訪在上週二（7月27日）進行；週四（29日）《新華社》發表評論，指行業監管政策有利於長線發展，更指兼監管不等於打壓，只是保障社會民生的重要舉措。態度明顯放軟，受消息影響，一眾教育股隨即反彈。
「參考2018年的模式，在第三季尾相信會比較明朗化，到市場好一點的時候，可能又忘記了，幾個月後回頭一看，投資者又會覺得沒有所謂。」

蔡金強認為，改革開放了30至40年後，社會存在了階級、貧富懸殊，或者形成了不少既得利益集團，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實現利益再分配，是政府慣例。

在中國，「權」是凌駕在「貴」之上，與西方的權貴結合模式不一樣，這也是中國很少出現持續發展20至30年、甚至百年企業的原因。

惟一雞死一雞鳴，作為一個製造電池的福建企業，寧德時代卻可發展成萬億元市值。

美國模式改為德國模式

另外，整個國家的政策，正出現大幅度變化，分為兩個主軸。第一個主軸，具體來說，蔡金強認為，內地想放棄以前「美國消費模式」的發展路徑，摒棄利用消費、平台經濟驅動發展，因此以前經常提起的內需、平台經濟的字眼，已經慢慢消失。

蔡金強指，內地目前最想發展的路徑，取而代之的是「德國模式」，德國的房地產是居住用途，而不是炒作為本，經濟以工業、科技驅動，這種發展方向的好處是，在與美國競爭的時候內地也不會受到威脅，實現內循環的時候，也比較容易。

「由於不再以消費為主，白酒、電商平台都受打壓；相反，所有跟工業、科技有關的，內地都會扶持，這是未來幾年的投資主軸。」

第二個主軸，一切不利於生育的，內地都會反對，尋找社會穩定也是國策方向，涉及到「三座大山」。

大壓力的教育環境，被視為不利生育的因素。雖然南韓的經濟發展迅速，但高壓的教育令升學競爭很大，當地補習社行業曾經何時發展蓬勃，但很多學生需要補課到午夜12時，壓力過度令上一代減少生育念頭，導致南韓出生率是世界倒數第一，每年的人口減少十幾萬人。

因此，內地「雙減」政策原意，是想解決人口老化問題，似乎非以打壓行業為目標，只是「過程粗糙，而且政府不會理會少部分人的生死，看的是全個局面。」

當然，地產獨大會令社會畸型，大部分財富藏在地產行業，房地產的崩潰風險不利社會穩定性，因此蔡金強認為，醫療行業極大機會是下一個被打壓的對象，因為醫療也是穩定社會中一大關鍵。

甚麼是德國模式？

內地經濟學家李稻葵曾解釋德國模式，並建議中國經濟改革可研究借鑒德國模式，德國的經濟模式，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協調各方利益

德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英美完全不同。除董事會外，德國企業有監事會，保證了德國的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長遠決策，照顧相關方的利益，當企業能夠兼顧各方面利益的時候，其長期發展才能有保證。相反，美國的企業，尤其是金融企業，極其強調企業的利潤，即底線。

一旦企業運行不力，利潤下降，馬上解僱員工，市場景氣時，馬上又去市場招聘，只重視短期的利潤。

寶馬公司（BMW）是最好的例子，長期堅持品牌和企業文化，不盲目地擴展，不搞無謂的多元化操作，堅持做好高端的汽車和摩托車。

這種決策既能夠幫助寶馬公司抓住市場的長期趨勢，在中國進行擴張時比日本企業更加明智，同時也避免了美國企業式的大起大落，例如像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美股代號：GM）過分多元化、追求規模的弊病。

事實上，德國很多企業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干預的，州政府對大眾汽車（Volkswagen）的內部重大事務決策具有一票否決權，兼顧社區穩定、關注就業、企業長期穩定。

（二）嚴格管制短期波動的行業

德國對金融業的管制是非常嚴格的。其金融業的發展主要依賴若干穩健營運大銀行，商業銀行在德國金融體制中的地位穩固、獨立運作，德國對它們的監管也非常嚴格。

政府實施強制出租、鼓勵房地產公司長期投資，持有物業，出租經營。過去10年來，德國房價年均漲幅僅為1%，低於年均通脹的2%；1977年到2007年，德國房價僅上升60%，同期工資則上漲了約3倍。

（三）利益衝突的解決和權利分配

政府出面協調利益衝突的一個案例，是2006年Airbus空中巴士公司漢堡工廠關閉事件。

當時，由於A380延遲交貨，德國漢堡的空客生產廠可能不保，母公司歐洲航空國防航天公司（EADS，現稱空中巴士公司）有意關閉漢堡工廠，5,000至8,000個職位不保，工會反對。

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即表示有意入股EADS，以增加對其的影響力；德國經濟部長則警告說，若該公司計劃將在德國的空客生產線轉移至法國，德國政府將重新評估向該公司購買軍事裝備的訂貨合同。在德國政府的干預下，漢堡工廠涉險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