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ton金士頓杜紀川 視員工為家人 上班不用打卡 不設KPI目標｜富豪智慧｜創業淘金

撰文：Smart ED編輯部｜圖片：unsplash、Getty images、Kingston網站圖片

杜紀川曾炒股輸身家

杜紀川生於天津，在台灣成長，於1962年赴德國留學深造；1972年移居美國，任職房地產銷售工作。在一場酣暢淋漓的籃球賽，他結識了一生的創業合作搭檔—當時在一間科技公司做硬件工程師的孫大衛。當時，孫大衛常常跟杜紀川提及，公司做的一款電腦主機板成本200美元，售價卻高達2,000美元，而且供不應求，不愁沒銷路。

對此，杜紀川發現了商機：「不如我們自己做生意，你做主板，我負責銷售」，兩人一拍即合。他們趕上了美國電腦產業發展的黃金時代，三年後，他倆將公司出售，各分得300萬美元，賺得第一桶金後投入股市。1987年10月，華爾街大崩盤，短短數小時，市值蒸發5,000億美元，不少投資者在一夜間傾家蕩產，孫大衛及杜紀川二人也不例外，輸得血本無歸。

先資本主義再共產主義

之後，兩人在心情平復之後見面，在互相安慰、鼓勵之下重拾信心，決定再創業，靠著杜紀川僅有的2,000美元，創辦了金士頓（Kingston）。如何在失意之時絕地反擊？杜紀川有著自己獨特的經營之道。作為金士頓的創始人，杜紀川和孫大衛一直倡導分享文化，杜紀川說： 「我們一直都與大家共同分享利潤，並以此作為對員工的感謝。」

他們有句名言：「先資本主義，再共產主義」，意思是先以資本主義賺錢，然後用共產主義分享。「尊敬、忠貞、公平、彈性與適應性、對員工投資、工作樂趣」是杜紀川和孫大衛的經營價值觀。他們把公司與員工的關係塑造成家庭和家人，員工上班不用打卡，也沒有KPI，別的公司相信制度和管理，他們相信人性本善、將心比心，相信「我對你好，你就會對我好。」

在金士頓，員工上班不用打卡，也沒有KPI，他們強調以人為本、利他優先。對內，公司優先考慮員工利益；對外，則優先考慮客戶利益。他們對員工的投資，包括感情也包括資金，甚至連續多年獲得「美國最佳僱主」。或許是對創造財富有足夠自信，或許是曾經一貧如洗的經歷，讓他們看淡金錢。當知道員工有困難時，杜紀川會二話不說，塞幾百、幾千美元入員工口袋；帶員工出差，他會主動安排免費旅行，讓工作寓於娛樂。

獲孫正義收購Kingston

1996年，日本軟銀以14.5億美元收購金士頓，杜紀川和孫大衛收到收購款項後，在正常薪水與獎金之外，還拿1億美元分給所有員工。然而，兩人還有一件比將1億美元分給員工，更為人稱道的事。

金士頓的崛起，引起了資本「大鱷」孫正義的注意。1996年，日本軟銀以14.4億美元全盤收購金士頓，讓杜紀川與孫大衛當職業經理人繼續經營。至2000年，擴張過度的軟銀遇上科網泡沫爆煲，面對財困，只付了11.4億美元，還差約3億美元。最後兩位合夥人商量，向孫正義表示，這3億美元不用付了。

杜紀川後來回憶說，當他們決定把金士頓賣給孫正義時，已覺得賣價太高，這未支付的3億美元是多出來的錢，不能讓合作對象太難做。不過，因為種種其他原因，孫正義後來還是決定放棄金士頓，竟用4.5億美元，就把金士頓賣回給孫大衛與杜紀川。

以14.5億美元售出公司，但以4.5億美元買回，計及3億美元的人情，杜紀川和孫大衛，因為孫正義的這一來一往，竟大賺逾6億美元。這項收購被傳為佳話，並在這交易中，孫正義與杜紀川、孫大衛盡顯儒商風範。

Kingston洞悉市場潛在需求

杜紀川說：「成功的捷徑就是懂得發現市場的潛在需求，懂得利用市場上已有的東西；加上自己的東西去滿足需求，這是我們給金士頓找到的成功捷徑。」當時，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常見的系統內存），市場還處於剛起步的階段，他們早已看準了市場商機與潛力。大量低價買進DRAM顆粒，並重新設計包裝，然後再以模塊方式銷售出去。很快，市場應驗了他們的判斷—DRAM大缺貨。

如今，在營業額和市場分額不斷提高的同時，金士頓也順應產業趨勢，布局未來商機。例如，杜紀川預計隨著雲計算不斷發展，消費者對應用方面的需求將愈來愈多，未來這種需求將呈幾何數量級增長，便會帶來伺服器市場的火爆。而伺服器要比台式機需要更多的內存，有望成為內存業界新的增長點。因此，金士頓近年來特別加強在伺服器方面的業務投資與開發，進一步擴展伺服器市場。

杜紀川比孫大衛年長十歲，而多年來兩人相互支持，他們性格互補，用孫大衛的話說：「兩個人契合度百分百。」「與創業夥伴間的關係就像夫妻，要看對方的優點，而不是挑缺點，尤其是兩人之間不能過於計較，不能去計算誰貢獻多、誰貢獻少，這樣合作才能長長久久。」